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云等中央领导开始逐步从岗位上退了下来。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为曾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早就习惯了上海的生活模式。

退休以后，陈云就搬到了上海，住进了由国家分配的公寓之中，从此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云发现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档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中还提到了关于自己的一段历史，陈云同志一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搬上了电视，立刻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

但是，还没等陈云把整部电视剧看完，他的眉头就紧锁成了两条线。

随后，陈云罕见地提起笔来给当时的中央写了一封信，几个月以后，中央的同志们也给陈云回了信，并交代了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当初被陈云看到的那部电视剧被中央宣传部紧急叫停播出。

在那之后，全国的电视剧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一大批电视剧被下架或者停播，以至于很多观众向电视台写信询问情况。

那么，陈云同志看到的这部电视剧到底是什么？面对一部讲述自己故事的电视剧，陈云为何表现得如此忧虑呢？陈云的那封信又为何会突然之间在全国的“影视界”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呢？

接下来，且让我们一一细说。

一 鲜为人知的“陈云出川”

那部令陈云同志感到心情复杂的电视剧名叫《陈云出川》。

而在真正的历史上，“陈云出川”的故事并不像其他的故事那般著名，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这段传奇的故事。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的先遣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功抵达大渡河的对岸，按照先前我军制定的行军路线，中央红军需要一路经过荥经、天全、芦山，最后到达天全县的灵关场一带。

而后，大部队再继续进发直奔四川西部的夹金山，因为这一带山高坡陡、人烟稀少，非常适合大部队进行隐蔽，所以大家别无选择。

中央的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在泸定桥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场会议因为性质特殊，甚至没有被写进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党史当中。

后来，人们靠着陈云同志的回忆才逐渐还原了这次会议的部分细节。

当时，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的。

毛主席带领大家仔细地分析了眼下的斗争形式，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立刻派出一路红军向北走，到达岷江附近与那里的红四方面军汇合。

第二、派陈云同志去上海一带活动，逐渐恢复我党在“白区”的组织活动，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之所以选择派陈云去上海参加“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是因为中央看中了他的经历。

陈云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因为家境贫困跑到了上海打工谋生。

后来，陈云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这才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

可以说，陈云是我们党里的“老上海人”，对于上海的一切最为熟悉，再加上陈云头脑灵活、办事得体，在情报战线上久经历练。

所以，整个红军队伍里没有人比陈云更适合“出川”的任务了。

然而，这次“出川”是一次异常艰险的任务，陈云他们一路上不仅要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得小心各地民团的敲诈勒索。

为了保护陈云同志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他的工作，中央特意给陈云安排了一个名叫席懋昭的同志当“副手”。

席懋昭作为四川本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就对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心怀向往。

当他听说中央要让自己带着陈云同志秘密出川的时候，几乎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下来，尽管在出发以前席懋昭就做好了吃苦受罪的思想准备。

然而，他们两人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还是超出了远远席懋昭的想象。

二 一出“捉放曹” 助力出川

当时，我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信息更新速度很慢，很多地图上标记的无人区域，经常会出现成群结队的敌人。

这样的情况在先前大部队进入川西地区的时候就造成过不小的伤亡，这次陈云和席懋昭一起出川任务艰巨，不能有半点闪失，因此必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时候，席懋昭想到了一个妙计：让敌人自己给他们带路，这样就完全没有危险了。

原来，当时我军抓住了一个姓熊的国民政府官员，这个人本来只是天全县当地的一个小地主，本来想着在国民政府里买个官做好敲诈百姓，结果红军的到来彻底打碎了这位“熊大人”的美梦。

红军战士们一听说这个姓熊的官员是教育局长又是地主老财，就把他抓走关了起来。按照席懋昭的计划他们可以故意先把这个熊局长放了，让他逃跑，而后席懋昭再带着陈云等人扮作逃难的客商跟着他。

随后，几人便可以利用熊局长的官员身份，轻而易举地通过国民党设下的哨卡了。中央得知席懋昭这招“捉放曹”的计谋以后连连称赞 ，立刻又派出了一名叫陈梁的同志加入这次行动。

如果陈云和席懋昭同志在路上同时出现意外，便由这位陈梁同志接替他们继续完成之前的任务。

不久之后，计划开始按照席懋昭设想的那样缓缓展开，熊局长以为自己抓住了红军的“守卫漏洞”，沾沾自喜地逃出了关押地。一路上，熊局长一刻也不敢停，直奔自己的老家天全县而去。

这时候，席懋昭等人突然从路边冒了出来，想要跟着熊局长一起跑，起初熊局长还是十分谨慎地，反复向这三个人确认身份。

席懋昭一见对方居然还不相信他们，就用流利的四川话对他说道：“这位老兄，现在这一带兵荒马乱的。我们都是躲霉老二（当时国民党官绅对于红军的称呼）的，你就行行好，带上我们吧！”

熊局长一听对方居然也是在躲避红军的追捕，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立马大手一挥告诉席懋昭他们一切都好说，自己就是天全县的教育局长，等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就安全了。

席懋昭故意做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开始质疑熊局长的身份，这位熊局长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并自信地表示，等下如果在路上遇见了国民党的哨卡，他们一定不敢拦自己。

席懋昭赶紧示意同行的陈云和陈梁，下马给熊局长行了一个礼表示感谢，熊局长憨憨地笑了笑，告诉他们自己原本在这一带有些田土。

所以，他对这里的地理环境颇为熟悉，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天全县的县城了。

等到了县城，自己还要请这几位“难友”吃上一顿大餐呢！

第二天，陈云他们就跟着熊局长一起来到了天全县，在熊局长家简单地吃过饭以后，熊局长还专门派出家丁将陈云他们护送到了荥经县境内。

到达荥经县以后，陈云他们便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了。

根据先前制定的计划，陈云他们需要先到成都的一家公寓住下。

随后，等到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向中央发出信号，再前往重庆的朝天门码头登船前往上海。

那么，接下来陈云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三 “失物声明” 报平安

到了成都以后，席懋昭发现街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和军警，考虑到陈云不熟悉成都的情况，席懋昭主动要求出去帮忙联系接头人。

陈云对于席懋昭的帮助万分感激。他从衣服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封刘伯承的亲笔信，要席懋昭交给了一个叫胡公著的人。

这个胡公著是成都当地美丰洋行的董事长，与成都官商两界的许多人都有来往，但胡公著本人痛恨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同情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

因此，我党才会安排胡公著陈云他们进行接头，在陈云他们联系上胡公著的第二天，成都的《新新新闻》上就登出了一则“失物声明”。

这则“失物声明”用极其简洁的文字写道：“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声明是先前大家约定好的暗号，一旦陈云他们成功抵达目的地，准备上船就可以刊登这则“失物声明”。

这样中央的同志们就可以得知陈云他们的动向，从而做出下一步的安排与部署。

几天以后，陈云他们果然收到了中央的回复，根据中央的指示，陈云他们必须马上离开成都，在胡公著先生的帮助下前往重庆，坐船去上海。

再去出发之前，陈云他们住到了刘伯承弟弟的家里，那一晚陈云听着窗外的虫鸣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陈云找到席懋昭希望他能跟自己一起去上海。

但是席懋昭却连连推辞，他颇为谦虚地对陈云说道：“我是一个四川人，只会说四川话。倘若我一出了四川反倒容易引起别人都怀疑。倒不如留下来更好。”

陈云见席懋昭的态度如此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从席懋昭的手里接过行李大步流星地走向远处停泊的轮船。

站在轮船的甲板上，陈云不断朝着席懋昭挥手示意，他在心里默默地记住了席懋昭这个优秀的同志。

陈云心想有朝一日革命胜利了，自己真的还想再与席懋昭一起把酒言欢。

可是，让陈云万万没想到的是，席懋昭没能等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四 革命烈士 饮恨“渣滓洞”

1938年，由于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出色，席懋昭被派到延安参加学习。

在这里，席懋昭终于又见到了陈云，提起当年出川的经历，他们还是记忆犹新，说着说着陈云就拉着席懋昭去一同喝酒，席懋昭也不客气，跟陈云来了个“一醉方休”。

在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以后，席懋昭又要前往其他的地方工作了。

根据席懋昭自己的要求，他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四川一带参加工作，那里不仅有席懋昭的家人父老，还有他多年培植起来的“情报网络”。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中央最后同意了席懋昭的这个要求，本来以席懋昭的经验和能力，他在四川地区获取国民党的情报宛如“探囊取物”。

但是，那些负责与席懋昭接头的同志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在大家扩展情报网络的过程中，一些同志急于求成开始对新加入的成员放松警惕。

结果，有一位女大学生成员居然是国民党的特务。

这个特务进入组织以后，利用她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立刻获取了一大批我党的机密信息和文件。

在这个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之下，我党在成都和重庆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组织的损失，席懋昭开始亲自参加一线的情报活动。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危险一步步地靠近了这个无比机智的同志。

有一天，席懋昭在雅安街头收集情报的时候被一个叛徒认了出来。

随后，国民党的军警们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抓住了席懋昭，被捕以后，席懋昭自知时日无多，但他还想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做些什么。

1948年6月，席懋昭被敌人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渣滓洞集中营”，面对非人的待遇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席懋昭没有丝毫退缩的想法，他开始在集中营里宣讲进步思想，企图用自己的语言去感染更多的同志和守卫。

但这样的行为还没持续多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打断了，他们将席懋昭关进了单人牢房，每天由专人负责看守，将他视作“全集中营里最危险的犯人之一”。

1949年11月，面对解放军的兵锋，被困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们爆发了最后的疯狂，他们屠杀渣滓洞里几乎所有的在押犯人，200多名同志和进步人士先后被害。

在这些被屠杀的烈士当中，就有席懋昭，他牺牲的时候才仅仅只有三十七岁。

在重庆即将迎来解放的时刻，他却永远地倒在了黑暗中。

五 《陈云出川》停播的幕后

因为战乱的缘故，席懋昭的功绩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很少被人们想起，席懋昭的老朋友陈云只知道席懋昭牺牲了，但也不知道他牺牲时的具体情况。

直到1984年，陈云到重庆视察的时候想起到渣滓洞遗址参观，才偶然发现了席懋昭遇害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陈云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席懋昭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此以后，陈云也多次给席懋昭的家人们送去礼品和慰问。

在陈云退休以后，他无意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一部名叫《陈云出川》的电视剧，这让他一下子想起了席懋昭。

在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集电视剧以后，陈云的心情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他发现电视剧的拍摄团队在拍戏的时候将一些情节弄错了，比如一些事情明明是席懋昭做的，电视剧里却改成了陈云做的。

而且，电视剧当中的很多篇幅都集中在陈云一个人的身上，对于其他的同志缺乏介绍，这让一向淡泊名利的陈云同志心里觉得非常不舒服。

于是，陈云同志不顾年迈的身体开始提笔给中央写信，他在信里详细说明了自己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并要求中央下令停播《陈云出川》这部电视剧。

陈云觉得，自己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多时候，自己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故事的主角，真正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时候，恰恰就是那些在电视剧里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同志。

不久以后，中央的同志们给陈云发来了回信，并按照他的要求做了处理，陈云同志得知了处理结果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此之后，中央和各地的电视台和影视做制作部门，对各自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做了严格的审查，一批在历史叙事或价值导向上存在问题的电视剧被责令下架，一些影视制作部门还因此受到了警告和处罚。

其实，他对于自己在战争年代做过的事情一直不愿意提起，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残酷给陈云留下来不可磨灭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陈云同志一直淡泊名利，不愿意出风头、凑热闹。

在此之前，有一家地方电视台想要拍摄一部名叫《四保临江》的电视剧，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电视剧的拍摄团队还主动找到了陈云同志。

但陈云同志坚决要求拍摄团队删掉关于自己的内容，虽然他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晚年的陈云同志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因为长期工作的缘故，陈云同志退休以后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和青光眼。

所以，陈云同志退休以后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每当陈云同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过，陈云所怀念的并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他所怀念的是无数个像席懋昭这样的好同志，他们也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智慧，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倒在了黎明之前。

席懋昭的死也深深地刺激了陈云，他经常对自己的儿女们交代道：“如果有空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四川看看。逢年过节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四川的席家兄弟（席懋昭的儿子）。”

其实，陈云晚年除了特殊情况也几乎很少看电视，他除了每天晚上靠在沙发上听着当天的《新闻联播》就没有更多地看电视的需求了。

有时候，陈云在听《新闻联播》的时候因为听得过于认真，甚至还会低声向旁边的人询问情况。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旁边的人们往往会对陈云同志安慰几句。

毕竟，陈云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努力。

如今，他的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与摧残，是时候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在陈云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中，他还非常关注我国的爱心和慈善事业，在陈云同志的建议下，他的家人和朋友多次为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而陈云同志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为希望工程捐献了超过两万元的善款。

1995年4月10日，陈云同志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九十岁，在陈云同志去世以后，人们清点了他留下来的遗产和遗物。

大家发现，除了一些老旧的物品之外，陈云同志几乎没有留下其他的东西，他所留给几个子女的现金也只有不到四万元人民币，这对于后来的人们而言，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陈云同志的一生只知低头奋斗，从不追求名利，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陈云心里最大的安慰。

比起那些倒在血雨腥风中的同志们，陈云的本领或许不是最出色的，但跟这些“革命烈士”比起来，他却可以称得上一声“幸运”。

因此，陈云一直将“淡泊名利”当成是自己的座右铭和家训家规，他的孩子们也一直在恪守着父亲留下的这一条教诲。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也是由无数个英雄书写的，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自信与强大。

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是空前巨大的，面对“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我们必须警惕。

我们国家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不仅仅是烈士们的流血牺牲和努力奉献。

当我们面对历史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那些革命先辈，也才能真正地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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