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民勤县煌辉村，风沙是日常的一部分。十多年前，当地实施搬迁政策，一些人成为生态移民，一些人故土难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澎湃新闻记者 黄之涵 刘昱秀 剪辑 黄之涵 海报 白浪(14:53)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远远望去，74岁的何承祥像是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站在老房子里，背着手，沉默地望向四周，偶尔能听到鼻息里混杂着叹气声。

几近坍塌的房子孤独矗立在黄沙和砖石中间，过期的药盒、发霉的硬纸板和眼镜布散落一地，是何承祥过去生活的痕迹。

5月13日，何承祥在几近坍塌的老房子里。

在甘肃民勤县煌辉村，“节约用水”的标语曾经贴在村小教室最显眼的位置。老师会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说：民勤，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中间，如果两大沙漠聚拢在一块，民勤就消失了。1996年，何承祥带领村民们打井，打到地面以下306米才见到水。水堪比金子贵重。

为了修复生态，2011年2月22日，民勤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印发西渠镇原煌辉村一社整体搬迁实施方案的通知》。

村里原有的24户人家搬走了15户，剩下的9户故土难离，也难舍生计。直到2013年秋天，包括何承祥在内的5户人家才同意搬迁去了民勤县夹河镇中坪村，他们也分配到位于民勤县的每户8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每个孩子能力不同，不搬迁可能一辈子买不起县城的楼房。”对于何承祥来说，搬迁是一个纠结的选择。

2013年上映的纪录片《风沙线上》里，导演王文明拍下他们一家的生活处境。那时，他们生活在居民收缩点，村里的水管五天供水一次，孙女何芳菲小学六年转了五所学校，小女孩的愿望是长大后“当干部”，过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

如今十年过去，村子的人散落各处，孩子们也已长大。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

那间老房子，是何承祥的婚房，也是后来他大儿子的婚房。他在这几乎生活了一辈子。

何承祥以及他大儿子结婚时的婚房。

自从1958年开工修建红崖山水库，拦截了石羊河上游河道来水，不到一年的时间，村庄十公里开外的青土湖完全干涸。之后的几十年里，煌辉村一到八社的村民都在治沙和找水。

何承祥记得，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没有充足的灌溉用水，不少村民缩减了耕地种植面积，或外出打工，投亲靠友。

在民勤，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

为了留住村庄的人，1996年，原一社社长何承祥组织社里的103名村民筹资20万元，又贷款15万元，打了一口306米的深井，暂时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问题。尽管如此，当时一社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离开了村庄。

村民们的生活用水依靠另一处政府打的深井，家家户户每周去拉一次水，大多数人很少洗澡，干农活出汗了就用毛巾浸湿擦一擦后背。

由于盐碱化，这里的井水烧开后总有一层白色的悬浮物，入口味道苦咸，人们偏爱冲泡一种味道很浓的砖茶来盖住水的异味，或是吃地里的甜瓜解渴。

青土湖附近的盐碱地。

煌辉村距离沙尘暴的风口不过10公里，当地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用麦草方格治沙。何承祥回忆，每年秋冬两季，都会以生产队为单位承担10亩地的治沙任务。装着麦草的车子停靠在公路边，需要人力背着30斤的麦草走上几十到几百米路，再在麦草方格上面种梭梭。

风大沙大，村里的女人们出门个个把头巾裹得紧紧的。何承祥每次治沙都要抖数十次布鞋里的沙子，擦过脸的毛巾也是一层土黄色。

5月13日，何承祥走在青土湖一带，他们一家都曾在这参与麦草方格治沙。

2011年，原煌辉村一社接到了搬迁通知，与此同时，搬迁计划区域内也禁止耕种。

当时，何承祥在内的9户人家去了迁入地夹河镇中坪村考察发现，新的地方，分给他们的耕地只有910亩，相较原来耕地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二。而离开生活了九代人的故土，能不能融入新的环境，他心里也没底。

选择留在煌辉村，则意味着放弃耕种，只能靠养羊和打零工维持生计。何承祥家养了十只羊，他把过去灌溉的井水和生活用水掺和在一起喂羊，同时管着村里20多套租给外地治沙人的房屋补贴家用。

他的三个正值壮年的儿子压力陡增。撤点并校后，孩子们只能去民勤县读书，何芳菲的父亲何文元和三叔何文国，都在民勤县租住平房，分别靠开半挂车拉石沙、做保安打零工养家，每天工钱一百多元。老二何文华则去了妻子老家青海省格尔木市，跟小舅子一起开装载机。

何文华和妻子童英在做拉面。

何承祥眼看着三个儿子为了供子女读书，都离家越来越远，2013年秋天，他改变了主意，同意搬迁。

同村的盛军国是和何承祥一起搬到夹河镇中坪村的五户之一。他们家有六口人，四间房，父母住在西偏房，家里生火做饭也在这间屋子。他说，起初不愿意搬迁，一是父母舍不得老屋，另外，过去家里有十几间屋子，搬迁后的居住条件有些局促。

47岁的盛军国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务农是唯一的傍身之技。他记得，在老家没有务农的三年，每月靠治沙种梭梭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儿子上小学，女儿上幼儿园，一家人一顿只炒一个菜，一两个月才吃一次肉，家里没有冰箱，也舍不得杀羊吃，只有过年才吃上一次羊肉。

“每次和老爹老妈说‘真不行就搬走吧’，他们都生气不说话。”盛军国回头望了一眼坐在西偏房炕上的父亲，指了指房梁、灶台、房门、棕红色的米柜、簸箕，说“这些都是从老家搬过来的”。

盛军国父母居住的西偏房。

2014年秋天，盛军国拿到了县城楼房的钥匙，悬着的心也落地了。他开始紧锣密鼓地在中坪村的宅基地建房。为了省钱，他把老家的房子拆得只剩下一间供家人暂住，拆下来的木材都拉到中坪村用来建新房。

搬离煌辉村的那天，他蹲在家门口抽了好几包烟，母亲哭了几次，父亲在一片废墟里进进出出，总想再往卡车里装点东西。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听见旁人议论：“（车上）拉的都是破烂。”

新移民的生活

2014年赶在入冬之前，五户人家都搬进了中坪村。

刚搬过来的一两年，他们把中坪村的土地承包给别人，每亩地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心思都花在收拾自建房和装修县城的经济适用房上面。

盛军国说，县城里的房子装修花了七八万，大部分钱都是借的。因此，自建房盖得很潦草，家里光线昏暗，房间内的水泥墙都没刮大白，从老家搬来的木门尺寸也并不合适，进出时吱吱作响。如今七年过去，家里也没舍得建旱厕，要到地里上厕所。

和农村相比，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更喜欢县城的生活。他的儿子在酒泉市通过了专升本考试，妻子在县城照顾上高二的女儿。他则是县城、村里两头跑，六年前他父亲脑梗，留下了后遗症，母亲腰不好，一个月有20多天，他要到乡下给父母买菜、做饭，忙活家里的收入大头——30亩玉米地和30只羊，闲下来，才回县城一趟。

他的父母很想念孙辈，经常催他给女儿打电话，让回爷爷家住一天。但女儿觉得回爷爷家上厕所、洗澡都不方便。每次女儿返城，“老爹都给她发红包，说‘下周再来’。”盛军国笑着说。

中坪村距离沙尘暴大风口80多公里，相比于煌辉村，风沙不再是怼着人吹。政府给每户都安装了水管，五天供水一次，生活用水充足。

但提起灌溉用水，盛军国就从牙缝挤出一句“不敢多用”。搬迁后农业用地八年内免收水费，但从今年开始要收费了，平均一亩地水电费100多元/年，“正常一周浇一次水，现在我都是十多天浇一次”。

令人意外的是，盛军国每隔一两个月还会回一次煌辉村。上次回去是十多天前，“就想回去看看”。他原来的家和未搬迁的李有林家隔墙相邻，最近几年，李有林每年都帮他家院里的李子树浇水，李子成熟了就让他带些回去给父母尝尝。

盛军国的父亲遗憾地说：“以前没水吃不上家里的李子，有水就搬迁了。”

从盛军国家里出来，经过两家门口，打头的一扇砖红色铁门就是何承祥家。

如今，何承祥和老伴住在中坪村的自建房里，按户分配的县里的三套经济适用房分别住着他的三个儿子和家人。

何承祥在夹河镇中坪村的家。

何承祥家里的四间房，西偏房是厨房，一进门右手边立着两只直径50厘米，近一米高的水缸用来接自来水，缸是用红土做的，从老家拉过来，祖辈四代人都用过。平日里做饭需要烧柴火，地下还堆放着冬天取暖用的木桩，何承祥说，“煤1.5元/斤，烧不起。”

何承祥睡在主卧，房间里摆放着待客的茶几、沙发，与在煌辉村不同的是，他不再邀请客人喝味道很浓的砖茶，而是拿出了绿茶。“水质好了，喝不出苦咸味了。”

5月14日，何承祥坐在中坪村家中的炕上。

住在西屋的老伴患有肺气肿、脂肪瘤等疾病，每走几步就喘得厉害，平时自己在屋里开火做饭。东屋的客房是留给三儿子家的，但除了过年，几乎无人踏足。

他领着我们去看家里紧邻乡道的80多亩耕地（人均6.82亩），种着玉米和小麦。5月中旬，正值作物出苗期，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地里都铺着农用塑料地膜，也是十多天浇一次水。何承祥掏出水卡在“民勤水务”供水设备上刷一下，水源顺着水渠“咕噜咕噜”流进了田里，演示了几秒，他马上关上灌溉阀门，怕浪费水。

5月中旬，何承祥家的田里，小麦、玉米都已出芽。

他说，现在灌溉用的是政府打的深井水，到了秋冬季节，红崖山水库会集中放水40多天。

目前，家里的耕地主要由二儿子何文华打理，两年前，他在化工厂做工时发生事故，腰椎骨折，休养了一年后，无法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便回家种地，一亩地一年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不再为生计发愁的何承祥，经常上午吃过早饭，骑着电动三轮车到夹河镇打“牛九牌”（中国西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牌类游戏）。几十个上岁数的人聚在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四人一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外面停满了老人们的红色电动三轮车。

5月11日，何承祥在夹河镇老年活动中心看牌友打“牛九牌“。

留守的四户人家

60岁的李有林和85岁的母亲没有离开过煌辉村，20年前，他在距离村里几公里的西渠镇开了一家农机维修店，年景好的时候，一年有八九万收入，足够养活一家七口人。

因此，得知搬迁的消息，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修农机）市场没了，生活搬进城了，生计搬不进城。”

不能种地，过去十年是怎么过的？被问到这，他轻叹了一口气，坐在炕头一连抽了四支烟。

5月13日，何承祥回到煌辉村到李有林家寒暄。

过去，李有林的车上经常装着7个蓝色的塑料桶，每天往返维修店的路上，路过学校、厂房或者其他村的深井，就下车把水桶接满。

因为村里七天供水一次，每次接水限时，他都让其他三户先接，“他们养羊多，耗水量大”。而且深井水的味道苦涩，上面浮着一层水垢，他生病的父亲咽不下苦水，他才养成去镇上“讨水”的习惯。

直到2022年2月，村里通了自来水，两天供水一次，接水的水管就安装在家里厨房水缸上面，7个蓝色塑料桶才闲置下来。

2013年秋天过后，煌辉村只剩下四户人家，生活的琐碎和难处，只能彼此照应。李有林记得最险的一次，2017年，堂兄李有红得了肾结石，夜里疼得受不了，他开车一路送去了镇医院、县医院，都治不了，又跑去了武威市的医院，做激光治疗把结石排出来了才脱离了危险。

有时，他在西渠镇的维修店里忙，母亲一个人在家跌倒爬不起来，也得通过电话喊邻居来帮忙。还有一次母亲炕头的炉子起火，火光蹿出房顶，邻居们看到了，及时用被褥浇上水扑火，才把火势控制住。“如果等消防过来，离得远可能要半个小时。”李有林心有余悸。

因为搬迁，煌辉村一社在行政上不复存在。碰上孩子升学、家里老人生病开止痛药这些需要盖章的事情，留守的人家只能借其他生产队的公章，“有时候去别的村，掏五块钱盖一次章。”李有林掏出身份证，上面的地址依然写着煌辉村一社，但这个身份早已不再能给他带来归属感。“不过现在我们四户归西渠镇派出所管。”李有林补充说。

为了生存下去，2013年秋天，李有林就鼓励其他三户都去考驾照，可以开车跑运输。当时40多岁的李有红和妻子在青土湖做栽树压沙，120元/天，还要供三个孩子在西渠镇念书。初二辍学的他，科目一考了两次，只得每天早晨五六点起来学习，白天去种梭梭，晚上回来继续学到半夜。

2014年，李有红考下了能开工程车的B照驾驶证，2015年买了翻斗车。他说，开车拉货比打零工舒服一点，但随着民勤县基建逐渐完善，他的翻斗车又小，拉货的活儿越来越少。

随着红崖山水库给青土湖生态补水，地下水位逐渐上升。如今放眼望去，周边长出了翠绿色的青草和麦黄色的芦苇。几户人家纷纷扩大了养羊的规模。规模最大的盛红中家养了80多只羊，分三个羊圈，因为地广人稀，散放羊，村里的土路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羊屎蛋。

李有红说，当初留下来是为了给父母养老送终。2003年，他的父亲患有脑溢血，2013年，母亲又查出直肠癌。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他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妹妹，中坪村的宅基地按照一家四口人的标准分配，家里八口人住不下。尽管每超过一人按3000元补贴，但也不够覆盖建房的成本。

盛红中有司炉工操作证，曾在甘肃省金昌市做锅炉工，因为超生丢了工作，被罚款一万元，才回到生活成本低的煌辉村老家，他自嘲是“末代农民”。

盛红中在村里是有名的种瓜好手。2021年3月，政府允许恢复耕地之后，他种了20多亩的甜瓜。5月中旬，他正在田里翻土、放水，用不了几天，就将下种、铺地膜。他肤色黝黑，戴着红帽，围着红色防晒围脖，有些皲裂的手指沾了泥沙，他一边说话，一边卖力地翻土。

5月13日，盛红中正在田里翻土、放水。

唯独提到三个女儿的时候，他才拄着铲子直起腰来。28岁的大女儿在张掖市专科学校里的图书馆工作，今年刚考上西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1997年出生的二女儿学的计算机专业，在张掖市的一家投资机构上班；小女儿去年本科毕业，目前待业考教师编制。他说，大女儿和小女儿受家乡的影响，学的专业都跟环境有关。

“老二成绩不好复读了一年，学费1.8万/年。为供她读书，我多打了两年工。”但他从来没想过放弃供女儿读书，他觉得“想要走出去，只能靠读书”。

留守煌辉村的另外一户李有军在外跑运输，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妻子和在哺乳期的儿媳妇带着孙子在家。他的妻子在地里挥汗如雨地一个人耕种30亩玉米地，母亲看着表，准备三四点钟就去青土湖放羊，儿媳妇轻拍着怀里的婴儿，唱着儿歌。

4月份采访《风沙线上》的导演王文明时，他忆起何承祥十年前站在干枯的楸子树下说的话：“村庄哪怕有一个人在，它还是一个村庄，如果人都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下一代的选择题

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我们见到了21岁的何芳菲。她披着染过的长发，化了淡妆，身着宽松的黑色皮衣，搭配牛仔裤，明媚地冲我们招手。

很难把她和照片里那个留着短发，面颊带有高原红的10岁小女孩联想在一起。

5月10日，何芳菲在学校宿舍楼下。

两次高考后，何芳菲现在是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一名大二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家里三姐妹中唯一的本科生。再说起未来的打算，她不似儿时在纪录片里说出“长大后想当干部”时那般笃定。

她记得，在东荣小学读二年级时，有一天王文明到课堂上给每个孩子发了一盒巧克力，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巧克力的味道很苦，但理想的滋味有一丝甘甜，她想当干部，“因为当干部不用种地，不用晒太阳，能走出去。”

小学六年，她转了五所学校。起初是在离家不到1公里的煌辉村小学，念了不到一年，撤点并校，她转去了离家两三公里的东荣小学，三五个同村的家长轮流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东荣小学停办后，她去过中渠乡的小学、西渠镇的小学，五年级又因为面临搬迁，去了民勤县完全小学。

东荣小学原址已改为村公共卫生委员会。

颠沛流离的学生时代，她最尴尬的是，每到一个新学校，都要站在讲台上做自我介绍，班里哪有空座就先坐哪。从三年级开始住校，她夜里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就一直憋到天亮。但每一次分别，她都没流眼泪，她淡淡地说：“有点麻木了，和小学同学都没有联系。”

那时，她对外面的世界的全部了解来自地理老师，地理课堂上，老师告诉他们：西北风沙大，气候干旱，南方的气候环境好，大家有机会去南方看一看。

但她从没想过去南方，“只要离开民勤就行”。离家太远了，那种不确定性令她忐忑。搬迁前，她记忆里的家乡每次来沙尘暴刮一天，天猛然变黄，变暗，开始刮大风，风里带沙，远处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风暴过后，脆弱的树枝折了，被用作柴火，玻璃上的一层黄沙，也要用布擦干。

干涸的青土湖，直到她上高中回老家扫墓时，才看到碧波荡漾，湖边长出了芦苇。她觉得很神奇，摸了摸湖水，冰冰凉，结冰处还可以溜冰。

青土湖。

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想法，她走进大学校园。但大学和她想象的不太一样，她发现自己对社团活动提不起兴趣，毕业的学长学姐找工作并不顺利，“二战”考研、考公的故事在校园里已是司空见惯。联想到两年后的自己，她多了一份不安。

眼下，她想做一名英语老师，但过去底子薄，英语听力、口语都算不上强项，准备专业四级和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同样吃力。由于申请了助学贷款，1.6万/年的学费，2400元/年的住宿费，对于她来说，也是不轻松的担子。

再度重提儿时的理想，她自己先笑了。她意识到，从小城走出来，“每走错一步，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再爬起来”。

23岁的何金龙一直是何芳菲的榜样，他是何文华的儿子，是何承祥孙辈中唯一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他家住在何芳菲家楼下，靠窗的书桌上堆满经济学教材。目前，他在酒泉市一家私企做财务，为了参加初级会计师考试，特地回了一趟民勤县。

何金龙的书架。

他用“暂时失败”形容自己。2022年，他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一连考了两次研究生，都落榜了。第一年考的北大，差了一点进复试；第二年报考了西南财经大学，但临考前两天感染了新冠。他说，现在的工作是临时找的，今年还想再考一次。

毕业前，何金龙也给银行、证券公司投过简历，但他发现，在银行工作除了第一年新人保护期工资有保障，之后都要靠自己完成拉存款、放贷款、信用卡开卡等指标，才能有稳定的收入。而证券公司试用期六个月，转正要求完成300万的新增资产销售指标。

何金龙觉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这些任务很难完成。

而留在广州生活，租房一个月要两千元，还要吃饭生活。为了能兼顾备考，不再伸手问家里要生活费，他去了酒泉工作，月薪4500元，而只用450元就够租个独立一室户。

他说，从上大学开始，已经意识到“往后只能靠自己”。

从甘肃去广州报到入学，他和父亲何文华坐了38个小时的火车。到站时，广州下了暴雨，他和父亲浑身都淋透了——在民勤很少下雨，他们家家户户都没有带伞出门的习惯。

因为煌辉村生活条件更艰苦，他上一年级时就去了母亲的老家青海格尔木市，直到2013年夏天，确定了搬迁才转学到民勤县上初二。他在青海的同学大多是“高考移民”，唯独他，逆流回了甘肃。

想起时，何金龙也有些遗憾，他猜想父母不给他转户口到青海，因为“（搬迁）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地”。

至于未来，他想通过考研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让父母不再受苦”，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5月14日，天色晴朗，但煌辉村在扬尘中像是蒙了一层纱。我们驶离村庄时，盛红中站在堆积如山的麦草上装卸喂羊的草料，空气中混合了泥土和木质的清香；李有林的母亲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晒太阳，等待儿子修完农机回来吃饭；另外两户家门紧闭，都还在田里劳作。

重现生机的青土湖，被麦黄色的芦苇包围，顶着阳光，向远处眺望，零星生长在白色盐碱地里的沙枣树清晰可见。

何承祥和妻子何主兰站在中坪村的家门口与我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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