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一生写了几百首诗词，多描写是非难辨、真假不分的混沌境遇，抒发其心有所望又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悲观心情。静安先生之悲，一方面来自现实领域，如对社会、国家、政治前途无望的深切体验，另一方面则来自思想认识领域，即通过研读老庄和叔本华的著作所形成的思想观点。这两方面互为因果，成为他悲观主义思想的根源。

如此大悲又无法解脱，所以王国维诉之于文学之中。美学家聂振斌在著作《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谈道：“王国维专门从事中国诗词的批评，是在他放弃了哲学研究之后，为解脱思想中的矛盾和苦痛而要到诗词中去找‘慰藉’，这就是他写《人间词话》的根本动机。”寻求如此诗意的慰藉洗去入骨的苦和悲固然是一剂良方，但是细读王国维的文学点评可以发现，他终究未能脱去悲苦，反而将自己的悲渗透到批评笔墨之中——悲已入骨，无可奈何。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用印象式批评法，所谓“随感而发，不做深究”，在这种直观感性的批评中，个人悲情又成了主导因素。比如，苏轼十分欣赏秦观《踏莎行》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王国维则讥笑这两句“尤为皮相”，认为“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最妙。其实，秦观“郴江”两句含义极为深刻，但是“可堪”两句浓重的悲意压过了“郴江”两句，所以充满悲意的王国维被其所吸引。其实这个评价是失之偏颇的，刘逸生在其《宋词小扎》中就说王国维“还是未真正领会秦少游心中的惨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上面的例子是王国维因主观上的悲情倾向致使在评点诗词方面有所偏颇，当然也有因此倾向将诗词评点得合情合理的例子。比如，王国维点出古今独赏“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却冷落了“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关于这个观点，学者吴梅也同意王国维的说法：“此词之佳在于沈郁。夫‘菡萏销翠’‘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与春光同此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在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至‘细雨’‘小楼’二语，为‘西风愁起’之点染语，炼词虽工，非一篇中之至胜处，而世人竞赏此二句，亦可谓不善读者矣。”

纵览词话，可以发现王国维所钟情的“悲”是各式各样的。王国维甚为推崇“血书者”，血写的著作并非真是用血写成的，而是指作家将自己极其痛苦的经历、经验和感情写在作品中。王国维推崇“血书者”实际上是表达了灵魂的痛苦——但并不是仅仅道出自己的痛苦，而是上升到全人类的痛苦。我大胆地认为：王国维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咀嚼痛苦，咀嚼各式各样的痛苦，而且越痛苦越好，越痛苦越有韵味。

王国维不仅钟爱暗自忧怜的悲伤，从他多爱引用相思愁苦之悲句、韶华易逝之悲句、离别与孤苦之悲句中就可以看出；其实他也喜好气吞万里的诗句，在其中蕴藏着宇宙意识的哀泣和悲号。按照王国维的要求，气象雄浑宏阔者为上品，所以他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推为“以气象胜”的典范。这首词由伤别而诉说怀国之思，箫声、柳色、月影本有忧伤之情，至“咸阳古道”意象的出现，并最后推向“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虽然满蓄悲凉，但在场面宏大辽远、境界浑然一片之中，将悲凉一转而为悲壮，成为千古绝唱。在王国维的排名中，《忆秦娥》胜于《渔家傲》，《渔家傲》胜于《喜迁莺》，可见他对悲壮的喜爱。王国维进而向读者提议，应该通过对自然与悲剧艺术中崇高力量的反思观照来强化心智，面对汹涌澎湃的感官刺激不为所惧。

其实，王国维的悲不是以己为私，不是纯个人化的情伤，不是暗自凋零的独自叹息；他的悲是普世、深沉、忧愤深广、饱含泪水的，有着一种如“伏尔加河的纤夫”一般沉重的喘息声。王国维的悲观，其实是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造成的无比纠结的张力——他能贴近现实，观民生察民情，尊重广大劳动人民的悲劳辛酸。我想，王国维悲情的“基座”便是人间之悲吧，故其曰“山川万物，荐灵于我，而操在我心”。这种悲有着宇宙般的博大精神，是人类所共有且能共同为之垂泪的“大悲”。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多次引用赞赏忧生忧世之悲句，表现了他忧世悯生的精神，“饥者歌其食”的不平之鸣。王国维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充满着痛苦，故而满怀着忧虑，对“诗人之忧生也”“诗人之忧世也”的诗作特别推崇。对大诗人而言，忧生也是忧世，忧世也是忧生，前者强化了诗的普世性，后者强化了诗的超越性。只有如此，诗境才能雄大而高古，才能具有现实的忧患和永恒的忧患，这也许就是王国维所赞赏的“雅量高致”。

何为“雅量高致”？学者周锡山认为：“雅量，即胸襟开阔，堂庑特大。高致，即有忧生忧世、悲天悯人的怀抱。”如此评说也道出王国维的伟大人格，再次点出王国维之悲是为大悲，是有着宏大气象、博大胸怀的“大悲”。

（作者单位系泰山学院）

《中国教师报》2023年08月16日第16版

作者：王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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